公元1644年，农历三月十八日，北京城外黑压压一片大顺军。
这一天，距离崇祯皇帝朱由检吊死在煤山那棵歪脖子树上，只剩下不到24小时。
延续了276年的大明江山，就这样走到了最后时刻。
可就在这生死攸关的节骨眼上，却发生了两件让后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怪事。
一件发生在城外的李自成身上，一件发生在城内的崇祯皇帝身上。
这两件事放在一块看，简直就像是老天爷跟大明朝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。
已经"稳操胜券"的李自成，为啥突然想"招安"？
李自成这辈子，真可以说是跌宕起伏。
公元1637年，他最惨的时候，被明军名将洪承畴的"四正六隅，十面张网"战术打得满地找牙，身边只剩下17个人，躲进商洛山里差点饿死。那会儿要是有人跟他说，七年后你能打到北京城下，他八成会觉得这人脑子有病。
可历史就是这么吊诡。
从1640年开始，李自成像开了挂一样。
那一年，他从商洛山里钻出来，一路杀向河南。当时正好赶上河南大旱，饿殍遍野，老百姓吃树皮都吃不上，听说"闯王"来了，纷纷加入他的队伍。"开门迎闯王，不当差，不纳粮"——这句民谣在河南大地上传得比风还快。
不到四年时间，李自成从一个流窜作战的"流寇"变成了拥兵数十万的"大顺皇帝"。
1644年正月初一，他在西安登基称帝，国号大顺，改元永昌，登基之后，他二话不说，直接挥师东进，剑指北京。
一路上势如破竹，太原守将投降，大同守将投降，宣府守将投降，居庸关守将投降。
明朝末年这帮官员，脊梁骨早就软成了面条，一个个跪得比谁都快。
据史料记载，李自成进军北京的过程中，明军几乎没有像样的抵抗，很多城池都是不战而降。负责督守居庸关的太监杜之秩和总兵唐通，连箭都没放一支就开关投降了。
李自成几乎没费什么力气，就把大军开到了北京城下。
这一路走来，李自成心里应该是美滋滋的。从西安到北京，两千多里路，他只用了不到三个月。沿途收降的明朝官员和军队，比他自己带来的人还多。
按理说，这时候的李自成应该意气风发、志得意满才对。
北京城里的守军加起来也就五六万人，还都是些老弱病残，城墙有十五万多个城堞，平均下来一个士兵得守三个垛口，根本守不住。
更要命的是，崇祯调来勤王的吴三桂还在山海关那边磨蹭，远水解不了近渴。
这不就是唾手可得吗？
可就在这个时候，李自成却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目瞪口呆的决定——他派投降的太监杜勋进城，去跟崇祯皇帝谈判议和。
谈什么？据《甲申传信录》《小腆纪年附考》等史料记载，李自成开出的条件是这样的：把西北一带割给他，封他为王，再给一百万两白银当"安家费"，他就退兵回河南。
不光如此，他还承诺以后可以帮朝廷"内遏群寇，外制辽藩"，意思是帮明朝打其他农民军，甚至帮着对付关外的清军。
唯一的条件就是"不奉召入觐"，也就是不接受朝廷的召见和管辖，相当于一个独立王国。
这就奇了怪了。
打个比方，这就好比你在牌桌上手里攥着一把同花顺，对面只剩一张杂牌，眼看就要通吃了，你突然说：算了算了，咱俩五五开得了。
这不是脑子进水了吗？
后人对李自成这一举动，分析来分析去，大概有这么几种说法。
有人说他是小农意识作祟，压根就没想当天下共主，只想衣锦还乡、荣归故里。
李自成自己说过一句话："陕，吾之故乡也。富贵必归故乡，即十燕未足易一西安！"意思是十个北京都换不来一个西安，可见他骨子里的格局就摆在那。
也有人说他是对自己的队伍心里没底。大顺军虽然人数众多，但说到底是农民军，组织纪律性差，打顺风仗还行，真要跟明朝的精锐边军或者关外的八旗铁骑硬碰硬，还真不一定能赢。
还有人说他是想捞一票就走。事实上，大顺军进北京后干的那些事也印证了这一点——入城没几天就开始"拷饷"，把明朝的王公大臣抓起来严刑拷打，逼他们交钱，前后搜刮了几千万两白银，全都运回西安去了。
不管咋说，李自成这个举动在当时就让人看不懂，搁到今天来看更是让人费解。煮熟的鸭子都飞到嘴边了，他愣是想放走。
坐困愁城的崇祯，为啥死活不肯南迁？
李自成那边想"议和"，崇祯这边也好不到哪去。
面对李自成的条件，崇祯皇帝是什么态度呢？据史料记载，他把大臣们叫来商量，结果这帮人一个个都成了锯嘴的葫芦，谁也不肯表态。
内阁首辅魏藻德干脆来了句"此事须上自定之"，意思是这事得您自己拿主意，我可不敢说。
为什么不敢说？因为之前有个叫陈新甲的兵部尚书，奉旨跟清军秘密议和，消息走漏后被崇祯当替罪羊杀了。
有这前车之鉴，谁还敢往枪口上撞？
崇祯自己也纠结。
他心里未必不想答应，但他这个人有个毛病，凡事不愿意自己担责任，非得让大臣们先开口。大臣们不开口，他也就只能干瞪眼。
就这么拖来拖去，谈判的窗口期就过去了。
但比起"议和"这事，更让后人扼腕叹息的是另一件事——为什么崇祯死活不肯南迁？
当时的明朝，其实远没到山穷水尽的地步。
北方虽然糜烂，但江南还是一片太平。南京作为"留都"，有一套完整的政府班子，六部衙门一应俱全，随时可以运转。
史可法等一批能臣干吏也都在南方，手里还有相当数量的军队。
更关键的是，南方是明朝的钱袋子，赋税重地，经济实力远超北方。
明朝中后期，江南的赋税几乎撑起了朝廷大半的开支。如果崇祯能像当年宋高宗赵构那样，拍拍屁股往南跑，凭借长江天险和江南财力，少说也能撑个几十年。
南宋不就这么扛了一百五十多年吗？
有人可能会说，崇祯要是跑了，那不是丢人吗？可话又说回来，当年唐玄宗被安禄山打跑，一路跑到四川，后来不也照样收复长安了吗？
宋高宗更惨，被金兵追得跑到海上，最后不还是站稳了脚跟？历史上南迁成功的例子多了去了，没什么丢人的。
崇祯自己其实也动过这心思。早在崇祯十六年，他就跟内阁首辅周延儒密谋过迁都的事。他的皇后周氏也多次暗示他："咱南京还有一个家呢。"
可这事愣是没办成。
崇祯十七年正月，左中允李明睿建议南迁，崇祯私下跟他说了一句掏心窝子的话："朕有此志久矣，无人赞勷，故迟至今。"意思是我早就想走了，可没人配合，所以拖到现在。
这话听着像是在甩锅，但也说出了实情。
为什么没人配合？说白了就是利益问题。
朝中那些大臣，家产田宅都在北京城里，让他们抛下身家跟着皇帝跑路，他们能愿意才怪。再说了，真要南迁，以南京为主，北京这帮人的位子不就保不住了吗？所以他们要么反对，要么装聋作哑。
还有人搬出祖训来压崇祯。
懿安皇后（天启皇帝的遗孀）就跟他说："宗庙陵寝都在此，能搬到哪里去？"这话说得冠冕堂皇，实际上就是道德绑架。
更有个叫光时亨的言官，直接把"南迁"定性为"邪说"，扬言要杀提议的人。
崇祯这个人，说好听点叫刚愎自用，说难听点就是死要面子。他不想背上"弃祖宗之地"的骂名，又不敢一个人拍板决定，结果就是一天天拖，一直拖到李自成兵临城下，想跑都跑不了了。
说起来，崇祯其实是个挺勤奋的皇帝。他十七岁登基，一上台就把权倾朝野的大太监魏忠贤给收拾了，手段不可谓不狠辣。
在位十七年，他几乎每天都批阅奏章到深夜，比明朝历史上大多数皇帝都勤勉。但问题是，勤奋不等于会干。
他多疑，急躁，刻薄寡恩，动不动就杀大臣。在位十七年，杀了2个内阁首辅、11个巡抚，罢免了50多个内阁大学士。这么折腾下来，哪还有人敢给他出主意、担责任？
就拿袁崇焕来说，这位"关宁防线"的缔造者，一度是明朝对抗后金的希望所在。结果崇祯听信谣言，把他凌迟处死。
这一刀下去，不光砍掉了一个名将，更砍掉了边将们对朝廷的信任。打那以后，谁还敢拼命？
据史料记载，城破前夜，崇祯曾带着几十个太监想冲出城去，结果在齐化门被自己人的守军当成奸细给轰了回来。转了一宿，天亮了，回到宫里，大势已去。
最后一刻，他敲响上朝的钟，想召集大臣商议对策。可你猜怎么着？一个人都没来。
平日里口口声声"忠君报国"的那些人，早就作鸟兽散了。
崇祯万念俱灰，这才逼死皇后妃子，砍伤女儿，遣散儿子，然后自己跑到煤山，在一棵歪脖子树上吊死了。临死前，他在衣襟上写下遗言："朕非亡国之君，诸臣皆亡国之臣。"
这话有几分道理，但也有推卸责任之嫌。
当断不断，反受其乱。他明明有好几个月的时间可以南迁，却一拖再拖，等到最后时刻才想起来走，那时候哪还来得及？
历史没有如果，但教训值得深思
李自成的"议和"，崇祯的"拒迁"，这两件事放在一起看，真是让人唏嘘。
一个是明明可以"一统天下"却只想"割据一方"，一个是明明可以"偏安江南"却偏要"以身殉国"。两个人做出的选择，都让后人觉得匪夷所思。
但历史就是这样，它不会因为你的选择而改变。
李自成进了北京后只待了42天，就在山海关被吴三桂和清军联手打得落花流水，一路败退，最后死在九宫山，连尸首都找不到。
而崇祯的死，直接导致明朝群龙无首。
南明政权因为继承人问题内斗不止，先后拥立了弘光、隆武、永历好几个皇帝，彼此掣肘，最后被清军各个击破。
如果当初崇祯能南迁，或者哪怕只是把太子送到南方，后来的局面也许会完全不同。
若崇祯在南京，那继承人问题就不存在了，也就没有后来福王、潞王、桂王争位的乱子。南方的史可法、左良玉这些人，有个正统皇帝坐镇，心也定了，劲也能往一处使了。
清军想要过长江，哪有那么容易？
美国汉学家魏斐德在《洪业——清朝开国史》里说得很到位：崇祯拒绝南迁的决定，让满清得以比较完整地接管明朝的中央政府，继而接管整个天下。
如果崇祯南下，复明势力手里就会多出一批北方人，他们为了光复家园会拼命抵抗。但崇祯的牺牲，反而把这条路给堵死了。
历史学家计六奇在《明季北略》里也写道："当自成逾秦入晋，势已破竹，惟南迁一策，或可稍延岁月。"这话说得客气，实际上"稍延岁月"搞不好就是百年基业。
当然，历史没有如果。
我们回望382年前的那个春天，只能感叹一声：时也，命也。
但有一点是肯定的——无论个人还是国家，面对危机时，果断决策往往比犹豫观望更重要。机会稍纵即逝，一旦错过，可能就是万劫不复。
李自成和崇祯，一个错在格局太小，一个错在优柔寡断。这两个人的悲剧，放到今天来看，依然值得每一个人深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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